文/澎湃新聞見習記者 梁月靜 實習生 賀梓秋

近年來，制藥業中的抗生素原料藥不規范生產后果，已經在中國由點及面地顯示了出來：

——2012年6月，據中國經濟網消息，華北制藥集團（下稱華北制藥）倍達有限公司將未經無害化處理的抗生素藥渣傾倒進石家莊“母親河”滹沱河，知情村民透露，這些車往滹沱河倒藥渣已有兩三年的時間，華北制藥一直被業內稱為抗生素行業龍頭；

——2013年5月，“全國最大的青霉素原料藥生產基地”石藥集團有限公司（下稱石藥集團）中潤內蒙古公司被當地環保部門責令停產治污，這家生物發酵企業超標污染物排放曾在這個園區里潛行8年，污水長年排放在農用引黃灌溉渠里；

——2014年12月，在環保治理方面素有著行業標桿之稱的山東魯抗醫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魯抗醫藥）遭到央視曝光，該企業大量偷排的抗生素污水，濃度超自然水體萬倍。事實上，在2013年12月，魯抗醫藥就因環境違法問題突出被環保部掛牌督辦。

而在上述抗生素原料藥生產商背后，大都牽引著一條常被人忽視的產業供應鏈。日前，美國社會團體Sum Of Us 6月10日發布的一份名為《抗生素危機：制藥行業如何加劇全球耐藥菌增長》的調查報告（下稱“報告”）顯示，這些發生嚴重污染的抗生素原料藥制藥廠，多為輝瑞、葛蘭素史克、諾華、賽諾菲、拜耳、TEVA等知名醫藥品牌的供應商。

在享受著人力、資源的紅利時，供應鏈頂端的企業也在享受著污染帶來的低價紅利。上述報告內有一張涉及中國供應商、印度中間商和廣獲信賴的國際醫藥品牌的復雜商業網絡。而制藥行業產業轉移帶來的負面影響，正成為細菌耐藥性問題復雜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就報告內容，澎湃新聞自6月24日起向部分關聯企業致電采訪，截至發稿，輝瑞稱對報告相關內容不予置評；葛蘭素史克則稱沒有向國藥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藥控股）或華北制藥采購任何抗生素原料藥；拜耳等企業未回復。

所謂原料藥，指的是用于生產各類藥品的制劑的原料藥物，病人無法直接服用。原料藥只有加工成為藥物制劑，才能成為可供臨床應用的醫藥。

從上世紀90年代起，發達國家就已經開始向外國轉移包括抗生素原料藥在內的一些原料藥產業。而中國因低廉的人力成本、貨幣成本和環境成本，迅速貼上“中國抗生素產量世界第一”、“中國抗生素出口量世界第一”等標簽。

報告顯示，經過多年發展，中國目前已經成為世界抗生素原料藥最大的生產國和出口國，供應全球90%的抗生素原料藥，全球原料藥市場的三級供應鏈根植于中國，通過印度，再銷售到世界各地。

通過查閱印度的進口證書（import licences）、歐盟的API進口數據庫資料和實地走訪，該報告對2011年以來發生違法排污現象的中國抗生素原料藥生產商進行了供應鏈關系梳理，其中，石藥集團與仿制藥巨頭TEVA公司有股權關系；華北制藥是輝瑞的直接供應商、葛蘭素史克和賽諾菲的合作供應商（OEM）；魯抗醫藥與美國洛比化學國際有限公司有直接供應關系。

圖表來源：Sum Of Us 發布的《抗生素危機：制藥行業如何加劇全球耐藥菌增長》調查報告

根據中國醫保商會的數據，在2013年，中國抗生素產量達12.12萬噸，出口3.43萬噸，，是中國原料藥出口規模最大的品種。與此同時，工信部發布的2013年醫藥工業經濟運行分析顯示，當年中國化學藥品原料藥制造利潤總額為284.7億元，利潤率為7.45%，同比增長0.02%，而行業平均水平為10.13%。

而中國抗生素原料藥制藥工藝還在廣泛使用的傳統的化學法，也讓其成為名副其實的“雙高”（高污染、高環境風險）行業，如果發生非法排污現象，無疑會讓細菌耐藥性問題雪上加霜。

“這份研究顯示，這些知名公司都在助長全球抗生素危機。”Sum of Us的項目總監保羅·費里斯表示：“耐藥細菌會導致數百萬人失去生命，令人震驚的是醫藥行業竟對這個問題視而不見！”

問題真有這么嚴重？

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的研究員楊敏告訴澎湃新聞，藥企的污染排放特點是抗生素濃度比其他行業高，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高濃度的抗生素污水帶來的后果是什么？Sum Of Us相關負責人告訴澎湃新聞，細菌的耐藥性大多是在有抗生素的環境中繁殖出來的，如果這樣的環境越是普遍，濃度越是高，意味著“超級細菌”產生的幾率就越高。這一說法也得到了多位受訪專家的認同。

超級細菌一般指超級病菌，它是一種耐藥性細菌，對絕大多數抗生素均不敏感，2010年，英國媒體爆出印度發現新型超級病菌——新德里金屬-β-內酰胺酶1（簡稱NDM-1），參考消息網援引外媒報道稱，英國政府在《全國緊急事務風險清單》報告中警告，如果當地爆發大規模的“超級細菌”傳播事件，可能導致約8萬人死亡。英國首席醫療官戴維斯表示，抗生素產生抗藥性問題是醫學界的“計時炸彈”。

中印是全球最大的兩個抗生素生產商，只不過中國做原料藥，印度做仿制藥[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規定，只有在活性成分、給藥途徑、劑型劑量、使用條件和生物等效性上都和原研藥一致，才是合格的仿制藥]。據外媒報道，很多印度制藥廠的污水中，都檢測出了“超級細菌”。它們會通過水、土壤、包括動植物等感染途徑進入人體。前述負責人稱，制作這份調查報告的目的，正是因為同樣的情況下，“超級細菌”已經在印度被印證，所以希望了解中國目前的制藥污染情況。

此前，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進行的全國抗生素使用情況調研，表明了人和養殖業的抗生素濫用對細菌耐藥性的影響，課題組負責人應光國此次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制藥污染確實是個問題，但它是局部的。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員黃標告訴澎湃新聞，養殖業、農業是年年都有生產，制藥廠可能是偶然排污，或者說某一個地方的排污量很大。楊敏也持類似觀點，他認為與醫院、養殖場相比，抗生素生產企業畢竟數量小得多，“因此公平地說，抗生素生產應該不是細菌抗性發展的主導因素”。

澎湃新聞檢索公開信息發現，國藥控股在2009年曾獲得葛蘭素史克頒發的“年度最佳戰略合作獎”，在國藥控股的官網上，葛蘭素史克、拜耳、輝瑞、羅氏等企業出現在“戰略伙伴”一欄。

實際上，對供應商的管理，不少知名醫藥品牌已有明文規定。

以輝瑞為例，在其公司官網及企業社會責任實踐報告中，均對供應鏈管理的EHS（環境、健康、安全）評估體系作出了詳細介紹，適用對象包括輝瑞遍布全球的供應商，《石家莊日報》稱其對供應商審查的嚴格程度完全可以等同于FDA檢查。2014年，輝瑞還由于“推動抗生素規范使用”，獲得國家衛計委指導、健康報社主辦的“第十屆百姓安全用藥調查評選活動”中的“品質智勝獎”。

葛蘭素史克也將EHS體系用到了供應商審計中，2014年的葛蘭素史克社會責任實踐報告稱，在每一次審計完成后，他們會與供應商合作解決問題，并檢查這些改進計劃是否在規定時間內順利實施，如果效果差距太大，葛蘭素史克可以暫停或終止與現有供應商的工作，或決定是否與潛在的供應商合作。

賽諾菲則在承諾所采購原材料、服務符合社會、道德和環境標準的同時，不斷提升社會責任管理水平，打造穩定、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供應鏈。

然而，供應商的下屬企業污染仍頻頻“上頭條”。

魯抗醫藥水體抗生素超標事件發生后，魯抗醫藥被處罰五萬元，中國經濟網消息稱，如果按標準建設環保設備，花銷數千萬乃至上億元，直指環保成本太高是抗生素原料藥生產企業偷排的根本原因，這導致了“沒被抓到就算賺”的現象，就算被抓到，罰款也還是比買設備便宜。然而魯抗的五萬元，已經是按“上限進行處罰”，對大企業來說，犧牲環保付出的代價只是九牛一毛。

除此之外，原料藥作為粗放型的低附加值產品，產能過剩、生產成本提高等問題也日益凸顯，再加上在2010年7月1日起全面強制實施新的《制藥工業水污染物排放標準》；2012年8月1日正式執行的《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管理辦法》，幾年下來，部分中小企業和工藝設備陳舊的企業則因為環保問題而停產甚至關閉。

應光國認為，跨國藥企固然要做好自身的供應鏈管理，但污染事件的發生也和國內的大環境密不可分，“污水排放哪個行業都有，不光是藥企，化工企業服裝企業，到處都是，這取決于環保部門執法嚴不嚴，和抗生素企業的（產）量關系不大。”

除了執法力度，到目前為止，我國尚沒有針對抗生素濃度值的檢測標準。沒有標準，何談“超標”？執法中“無法可依”，也是一個現實的難題。

受訪專家均表示，制定抗生素濃度值的國家標準是“必要的”，但部分抗生素的可降解性、抗生素種類的龐雜程度，都讓標準的制定難度空前。應光國介紹，目前環保部針對抗生素標準問題正準備咨詢相關專家意見，“現在還在研究中，先按工業廢水的要求來做，沒有標準只能按照工業廢水的基本要求來做。”應光國說。

而一位不愿具名的專家則表示，現在企業的問題，主要還是化學需氧量COD、氨氮一類，抗生素標準的制定雖然重要，但是不管是監測方法、排放標準還是工藝創新，都有一個時間過程，“不是拿來就可以用的”。

應光國表示，抗生素始終是個問題，但他認為最大的問題還是人：“人去監管人做，我們自己吃藥用藥，如果每個醫生每個老百姓都很謹慎地用藥，這個問題就不至于這么大了。實際上制藥污染（抗生素）濃度即使高，但是在總污染物里占的分量是很低的，如果你連COD這些問題都沒解決，現在說這個（抗生素）也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

Sum Of Us的報告則從企業的角度提出了意見，例如用低能耗低污染的生物法替代高耗能高污染的化學法，以消除生產環節中的有害物質和其他污染物。前述Sum Of Us負責人表示，新工藝的長期運營成本，其實都是國內的企業負擔得起的，也是整個醫藥行業能夠承擔的，但是要一個額外的動力來做。

報告還呼吁知名藥企對全供應鏈進行徹底的信息公開，并在整個產業鏈采用清潔生產技術和污染防治政策，加強各級供應商對三廢的管理，確保對固廢、廢氣和廢水的安全處置、轉移、存儲、循環再利用。

在環保和產業升級的雙重壓力下，原料藥企業轉型為制劑企業已經到了勢在必行的地步，近年來，不少藥企都進行了嘗試。中國醫保商會副會長許銘在接受新華網采訪時表示，醫藥產業正處于提速換檔期，新的增長點尚未形成，舊的比較優勢正在喪失，只有通過轉型升級減少對產業的沖擊，利用國際分工新的轉移，來加快我國醫藥企業的提速，尤其是國際化進程的提速。

可以預見的是，又一輪產業轉移正待破土而出。

信息來源：醫藥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