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醫療在中國—— 新物種已崛起 生態環待形成

日期：2016/1/5

導語：2014年，醫療行業最熱的詞是移動醫療，到2015年是精準醫療。各類檢驗、測序公司在北上廣深等地如雨后春筍般興起。雖然學界和產業界人士都對目前尚未建立的生態環境表示擔憂，但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政策的整改和完善，精準醫療的閉環終將形成。

作者：劉暢

來源：醫學界智庫

精準醫療是時代的必然產物

不是奧巴馬的政治口號，也不是2015年備受中國股民追捧的概念股，精準醫療(Precision Medicine)是信息時代大背景下，醫學和各類交查學科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傳統醫療方式造成巨大資源浪費的前提下，各個經濟社會體系的基本需求。

據統計，美國每年發生約150萬人次的醫療差錯，導致約39萬人喪生。由此產生的經濟損失也給整個社會帶來沉重負擔。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醫療分析中心2015年10月出具的報告顯示，美國醫療系統每年浪費5050億至8500億美元。

社會和患者的需求永遠是醫療發展的源動力，而分子生物學和醫療信息化的發展則是助跑的能源。精準醫療就是在這樣的時代條件下初見雛形。

在討論精準醫療的內涵和外延時，筆者發現中美兩國對其認識的顯著差異。根據2015年1月奧巴馬在國情咨文中提出的精準醫療計劃（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美國重點關注的手段是基因測序，聚焦的疾病和預防核心是腫瘤和糖尿病等。相對美國，中國對精準醫學的定義更推崇宏觀、整體的哲學觀——一切基于分子層面的疾病預防和診療手段，都被劃歸精準醫療門下。換言之，精準醫療其實是醫務工作者從宏觀到微觀深挖的結果，是從器官、組織和表型深挖到細菌、病毒和DNA的結果。而中國精準醫療領域關注的范圍也更廣，包括惡性腫瘤、以糖尿病和高血壓為代表的慢性病、出生缺陷和罕見病、個人健康管理以及疾病預防。

初出茅廬就是展露鋒芒的精準醫療

在金域檢驗集團舉辦的“精準醫療——2015金域檢驗、病理與臨床發展論壇”上，前來與會的專家學者列舉了不少精準醫療在重大疾病治療中起到的關鍵性作用。

中華醫學會會長、呼吸病學專家鐘南山提供了這樣一個案例。一位27歲的財團高管，剛躊躇滿志的回國，正當其想要大展宏圖之時卻被診斷出左肺中分化腺癌（cT3N2MO，IIIa期），已不宜手術治療。對于這種癌癥大類，傳統的治療方案是A+C，即安維丁、吉西他濱、奈達鉑組合用藥。而兩個月后的影像檢查發現，癌變組織的陰影幾乎紋絲不動。幸運的是，專家組決定對其癌變組織進行基因測序，發現其間變性淋巴瘤激酶（ALK）呈陽性，于是針對性改變了治療策略，采用A+T模式（安維丁+克唑替尼），幾個月后腫瘤明顯變小，終于得以實施手術。

精準醫療的價值不僅體現在疑難雜癥的病理分析，還能為一些現象提出解釋。與會的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詹啟敏曾參與研究過一個奇特的現象。某地區少數民族的婦女對人類乳頭瘤病毒（HPV）感染率高達80%到90%，但宮頸癌的患病率卻只有0.4%。個體對HPV病毒的易感性在本案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數據需打通

海量數據的存儲、共享、利用、分析和安全是推進精準醫療的關鍵動力。但目前在中國，幾乎每一個環節都遇到了相當的阻力。詹啟敏特別強調了在數據共享環節上的壁壘，他舉例稱，哪怕是全國著名的三甲大醫院，如北京的協和、上海的華山、成都的華西，尚且不能做到和本地區醫院間的數據全面共享，遑論地級縣級的基層醫院。數據無法聯通的直接結果就是樣本量的缺乏，沒有數據支撐的精準醫療陷入了無法“精準”的尷尬境地。

政策需“合身”

醫學生物物理學專家程京，和復旦大學中山醫院檢驗科主任潘柏申都提到了技術先行，而政策要么滯后，要么過度，阻礙技術發展的怪現狀。

程京在會上介紹了微流控芯片檢測系統，其在核酸、肝癌致病微生物和血糖等多方面的檢測靈敏度都較高，但尚待規范的物價和醫保系統，一直是這項技術投入臨床的主要障礙。

潘柏申則主要從中國政策過度干預LDT發展，闡述精準醫療在中國遇到的瓶頸。LDT是Laboratory Developed Tests的縮寫，指醫學檢驗實驗室自行研發、驗證和使用的檢測方法。LDT本質上是一種方法。而美國的FDA將其和醫保制度關聯，并將臨床醫學檢驗實驗室視為制造商的管控辦法一直受到各學術團體的詬病。相較而言，歐洲和日本采用“文景”式的寬松政策，在精準醫療和LDT萌發初期，大大提高了其成長和創新的可能性。

反觀中國，我國基于分子診斷檢測技術、質譜分析技術等新技術的LDT，數量和種類都和發達國家相去甚遠，發展需求遠大于監管需求。然而，我國LDT的臨床應用和發展卻受限于檢驗項目注冊審批制度和收費管理制度，只有少數臨床醫學檢驗實驗室在開展，長遠來看，現有條件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個性化和精準化需求。

人才需儲備

方興未艾的精準醫療還需要一大批新型人才的支撐。病理診斷是精準醫療落地的核心環節。北京協和醫院副院長陳杰在會上談到，中國病理醫師奇缺，每家三級醫院約有5.4名病理醫生，只相當于美國的1/7到1/5。中國目前的病理診斷費用只包含技術費，沒有診斷費，病理醫生的勞動價值被忽略。而缺乏嚴格的培訓和準入制度，也讓中國病理醫生的整體素質堪憂。

2014年，醫療行業最熱的詞是移動醫療，到2015年是精準醫療。各類檢驗、測序公司在北上廣深等地如雨后春筍般興起。雖然學界和產業界人士都對目前尚未建立的生態環境表示擔憂，但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政策的整改和完善，精準醫療的閉環終將形成。從前只是“王榭堂前燕”的精準醫療，終將以高效、低成本、私人定制的姿態，飛入尋常百姓家。

信息來源：醫學界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