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積富再升遷 ,一路荊棘,一路繁花
日期:2018/10/29
隨著中央陸續批準各省、直轄市的機構改革方案,越來越多省衛健委、醫保局扎堆組建。就在今天(10月26日)上午,福建省醫療保障局掛牌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在揭牌儀式上,詹積富以醫療保障局黨組副書記、局長的身份,出現在公眾視野中。
回溯過往,不得不承認,他雖身材瘦削卻改革手段堅毅。他將改革過程和成果從三明帶到福建,甚至讓很多地區借鑒,在醫改這個沒有硝煙的戰場上,主演了一部《步步驚心》。
(圖片來源:【福建醫療保障】微信公眾號)
01
談醫改:“唯一要討論的就是我們
敢不敢改 革”
三明市地處福建省西北部,2011年全市人口273萬,所轄12個縣(市、區)全部是老區,其中有10個省級困難轉移支付縣。作為新中國成立后先有廠后有城的新興工業城市,三明市退休職工多、企業效益差、財政包袱重,醫保基金運行面臨極大壓力。
據三明市醫改辦提供的數據顯示,2011年職工醫保統籌基金收不抵支2.08億元。前后數年間,該市22家公立醫院中,先后有8名院長被查出涉及藥品腐敗。
一面是捉襟見肘的財政困難,一面是醫療腐敗頻發所引發的民怨。彼時,詹積富出任三明市副市長,主抓醫改。他曾接受財新采訪時強調:“能不能改不要討論!要不要改革、該不該改革不要再討論,怎么改也不要再討論,唯一要討論的就是我們敢不敢改革!”
2012年2月26日,詹積富在三明市主持召開關于努力降低醫療成本提出“三險”資金運行使用效率專題會議,也被視作三明醫改的開端。
會議提出了,探索“三險合一”管理模式,確定醫療考核機制、成立藥品集中采購監管等13個方向性問題,明確了三明醫改中醫藥、醫保、醫療“三醫聯動”的改革途徑。
醫改領導小組確定了“政府主導、部門參與、醫院配合、社會監督”的醫改工作機制,并明確改革對象是長期形成的醫療機構逐利機制,目標是實現“公立醫院回歸到公益性質,醫生回歸到看病角色,藥品回歸到治病功能”。
02
談醫藥:“看病貴的核心原因是
利益集團,把藥品當作謀財工具 ”
在詹積富看來,藥品問題是醫藥衛生領域所有問題的根源。在他擔任福建省藥監管理局副局長期間,曾寫信給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痛陳醫藥流通環節的弊端。“看病貴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利益集團利用了我們制度的缺陷,把藥品當作謀財的工具。”詹積富在接受人民政協報采訪時表示。
藥價是如何形成的呢?詹積富曾經在2016年6月接受人民政協網采訪時畫過一個價格攀升路線圖:藥廠生產出來的藥,并非直接就能到醫院,而是要在流通領域層層輾轉,藥價一路飆升。首先是一級總代,其次是多為私人承包的二級代理商,之后進入醫院還要層層過關,包括醫院負責人的許可、藥房默許列入用藥名錄、醫生答應用藥開方,到了這里后才是醫藥代表走到臺前,推介給醫藥配送公司,配送公司加價后送進醫院,最后醫院才按國家規定加價15%。到患者手里的藥價,經過如此層層加碼后,可能已經上漲了幾倍、十幾倍甚至幾十倍。
如何降低藥品價格?2012年,詹積富首先將福建省第八批藥品集中采購中標藥品目錄(三明片區)的129種輔助性、營養性,且歷史上疑似產生過高額回扣的藥品品規,列為第一批重點跟蹤監控對象。
同時,規范藥品采購,按照“為用而采、去除灰色、價格真實”的原則,嚴格“一品兩規”、“兩票制”和“藥品采購院長負責制”,實行集中采購配送,徹底切斷藥品和醫院之間的利益鏈條。
一系列醫藥改革,使得三明原本一直剎不住的“醫藥費用”迅速回落。當年年底,虧空1.41億元的三明職工醫保統籌基金竟然結余2200萬元。由此,三明市開始了全國關注的“砍藥價、擠水分”的采購改革。三明市對藥品實行了限價采購,在省一級藥品招標完成后,三明市對其進行篩選二次議價,而后再由各個醫院根據談判價格結果進行采購。
2014年2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視察三明,深入考察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在接受中國醫院院長雜志采訪時,詹積富回憶道:“劉延東副總理要求我們要頂住壓力,攻堅克難,在法人治理結構和分級診療上再突破,為全國闖出一條中國特色的醫改路子來,當好排頭兵。”
隨后,全國各地有近160多批人員到三明考察醫改工作。
03
談醫院:“不能完全按市場路線走,
要保持公立醫院公益性”
2014年接受健康界采訪時,詹積富曾表示:“如果三明不進行醫改,就有可能出現以下情況:一是醫保基金虧損拖垮財政,二是醫院付出的醫藥費用不能得到補償,拖垮醫院;三是醫院被欠付醫藥費用,無力再為百姓治病,最終影響社會安定穩定。”
此外,談及公立醫院改革,詹積富曾表示:“三明醫改是以公立醫院為主體,不能完全走市場路線,那樣老百姓的看病費用或許更高。而政府引導醫改在這里起到的是保障作用和功能,為老百姓提供基礎醫療保障。因為醫療醫藥是個特殊行業,醫患關系是性命相托的關系,所以,不是簡單的商品買賣,不能完全按市場路線走,要保持公立醫院公益性。”
讓公立醫院回歸公益性,三明醫改從薪酬制度改革做起。早在2013年,三明市開始實行新的工資總額制度,將醫院醫藥收入結構分為藥品耗材收入、檢查化驗收入與診察護理床位手術治療收入。而工資總額以不含檢查化驗收入的的醫務性收入為基數。
在改革工資總額制度的基礎上,三明市實行了院長目標年薪制,由財政全額承擔,由衛生部門按月發放。隨后,三明市實行了醫生目標年薪制,參照國際上醫生收入一般為社會平均收入3-5倍的慣例,對在職臨床類、技師類和臨床藥師類醫務人員,按照級別和崗位,實行不同等級年薪,并由院長在工資總額下,根據醫院考核辦法,進行合理分配。
“醫院內部分配是進一步改革,三明市實行工分制計算,以解決科室與科室之間、一線人員與后勤人員之間的薪酬差別。”詹積富強調,三明市的改革沒有辦法讓每一個醫生都不流動,“實行年薪制,就必須打破原有的人事制度與薪酬制度。”
2015年,三明市開始推行全員目標年薪制。在規范工資總額下,醫生、護士和行政后勤團隊分別占50%、40%和10%。這一做法被認為是體現了薪酬向醫務人員傾斜,向一線人員傾斜的基本原則,能夠調動醫務人員積極性。
04
談醫保:“醫保必須首先改醫保”
醫改之前,三明市實行醫保總額預付制,即根據參保人數、接診總人次數、次均接診費用水平,測算年度統籌補償控制總額,實行總額控制、包干使用的支付方式,曾引發多次醫院和醫保部門之間的糾紛。“醫院一旦出現醫保虧損,保險機構不再追加支付,虧損部分由醫院自負。”總額預付制度的弊端,引起詹積富的注意。
2016年8月,詹積富調任福建省財政廳副廳長、福建省醫療保障管理委員會辦公室(簡稱省醫保辦)主任,三明模式也隨之復制到福建。
兩個月之后,國務院醫改辦在福建省福州市召開的醫療保障管理體制改革調研座談會上,福建省醫保辦主任詹積富介紹了,福建的醫療保障管理體制改革情況,他直言福建醫保管理體制當時存在的三個弊端:政出多門、職能分散、“九龍治水”,“醫改必須首先改醫保,才能確保改革有向前推進的基礎”。為此,福建省采取的是“三保”歸屬第三方的模式,即成立省醫療保障管理委員會,將其辦公室設在財政部門,相對獨立運作。
對此“創舉”,國家衛健委體改司司長梁萬年表示,“作為國家公立醫院改革的排頭兵和破題先鋒,此次福建醫改抓住了‘牛鼻子’,醫保歸誰管并不是核心問題,把醫保管好才是核心問題,關鍵還要把相應的制度、體系建立起來。”
詹積富簡歷:
詹積富,男,漢族, 1961年7月出生,福建省尤溪縣人,1988年3月入黨,1981年8月參加工作,中央黨校函授學院本科行政管理專業畢業,黨校大學學歷。
1979.09—1981.07,三明師范學校學習;
1981.08—1983.08,三明市紅星小學教師;
1983.08—1994.02,三明市商業局人教科科員、副科長,商管科科長,辦公室主任(其間:1986.06——1989.07,參加福建廣播電視大學商業企業管理專業學習);
1994.03—1996.08,三明市建寧縣政府副縣長、黨組成員(其間:2004.09-11,參加縣(市)長培訓班);
1996.08—1998.08,三明市財貿委主任、黨組書記;
1998.08—2001.08,三明市外經貿委主任、黨組書記(其間:2001.04-2001.07,參加福建省委黨校處長進修班學習);
2001.08—2006.08,三明市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黨組書記(其間:2001.09-2003.12,參加中央黨校函授學院本科行政管理專業學習);
2006.08—2007.08,三明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黨組書記;
2007.08—2011.08,福建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副局長、黨組成員(其間: 2011.06-07,參加中央黨校學習);
2011.08——2013.08,三明市政府副市長、三明市政府黨組副書記;
2013.08—2016.08,三明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教育工委書記;
2016.08至今,福建財政廳副廳長(正廳長級)、黨組成員。
(本文綜編自健康界、人民政協網、21世紀經濟報道、瞭望新聞周刊、健康報等媒體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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